10月17日，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Current Biology上发表了题为“Ancient genomes reveal millet farming-related demic diffusion from the Yellow River into southwest China”的研究论文。Current Biology为中国科学院一区和JCR一区期刊，五年影响因子为11。该论文首次报道了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的农业人群的古基因组，揭示了川滇先民主要来自于黄河流域，对理解当地史前人群源流以及民族迁徙和融合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西南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自古以来就是人群交流、融汇的重要地区。人群迁徙、交流往往伴随生产方式的变化。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西缘最早的营盘山遗址（距今约5000~4700年）出土了粟、黍、黑麦等种子，体现出与黄河中上游粟黍北方旱作农业人群密切相关的马家窑文化特征，营盘山遗址相关文化遗存的出现被认为与甘青地区人群南下迁徙密切相关。同时，四川盆地出现了水稻与粟、黍混合型的农业。如成都平原最早的桂圆桥遗址（距今约5100~4600年）同时出土了稻、粟和黍的种子，宝墩文化相关遗址（距今约4500~3700年）出土了大量稻米与粟、黍共存的遗存。云贵高原许多遗址也有相似的特征，如元谋大墩子遗址（距今约4000~3600年）、剑川县海门口遗址（距今约3800~2400年）。然而，这些混合农业人群源自哪里？与当地现今藏缅人群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图1. 高山古城遗址和海门口遗址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逐渐开始应用于考古学领域，可以通过古DNA来分析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探究农业与人群迁徙的关系。但西南地区气候温暖潮湿，非常不利于DNA的保存。如今国内主要的古DNA研究也多集中于北方，少有西南地区的研究。该研究应用捕获测序技术突破西南地区古DNA保存较差的技术瓶颈，成功地对新石器时代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青铜时代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骨样本进行了古DNA的提取、测序和群体遗传分析。

图2. 古DNA取样和实验

高山古城出土的人骨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的最早的人骨资料，也是了解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居民最直接的资料。研究发现，高山古城与海门口遗址的人群遗传组成与黄河流域古代种植粟黍的农民和青藏高原古人相似，反而与地理位置更接近的东南亚人群和华南少数民族有较大差别。

经过建模分析，两支古代人群主要由古代黄河流域的粟黍农业人群（约90%）与和平文化的采集狩猎人群（约10%）混合形成的，但没有发现与华南地区古代稻作农业人群相关的基因流。这两支古代人群与青藏高原古人相似的遗传模式也支持了先前研究提出的汉藏同源以及汉藏语系的北方起源说。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西南地区新石器及青铜时代稻粟混合的生业模式很可能是由黄河流域以粟黍种植为主的人群南下驱动促成的，种植水稻很可能是粟黍人群南迁过程中融汇了稻作人群种植技术并进行自然地区适应性改变的结果，稻作人群对横断山区藏彝走廊人群产生的基因影响并不明显，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这种经济模式、人群互动形式至少持续了一千多年。

图3. 新石器到青铜时代川滇先民的遗传形成模式图

此外，现代西南的藏缅人群（羌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普米族等）中也保留着大量高山城与海门口古人相关的遗传成分，说明西南地区至少在三四千年前的遗传结构就已基本稳定；除此之外，当地部分藏缅人群还受到了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壮侗人群的影响，总体呈现出南北混合的特征。

该工作在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与四川大学原海兵副教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厦门大学博士生陶乐、四川大学原海兵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生朱孔阳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原海兵副教授、厦门大学郭健新博士和王传超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祥宇、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闵锐等联合署名。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27066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285）、福建省杰出青年基金（2023J06013）、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KG038）和青年项目（23CKG028）以及四川大学（2022CX16）等相关项目资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ub.2023.09.055

来源：社会与人类学院

编辑：何静

审定：毛毛